明清士绅，基本都是喝黄酒的，这不仅影响到富人阶层，也影响到宫廷皇室和黎民百姓，本质上是近世中国，士绅作为精英群体引领全社会风俗风气的一个体现。

因此最爱喝黄酒的地方，也是集中在士绅最密集的长江下游地区，由此而发散到全国的。由此其实也可以说，黄酒本质是一种文人酒，南方酒。

从原料也可以看出这一点，黄酒主要是南方多产的稻米为原料（糯粳籼），其次才是黄米、小米等北方旱作物，而除糯米外，粳米相对籼米做出的黄酒味道又更好，这进一步表明黄酒主产区就是在长江下游的粳稻区。

这片区域，也与我们的直观印象相符合，今天最的黄酒产地绍兴，在明清也是全国的黄酒产区，恰位于长江下游地区。

黄酒不是单一的事物，它实际上是明清士绅文化符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就是饮酒、品酒文化，而这些文化因素往往又与地域又有密切的关联。

例如，我们常说，重阳时节，文人赏菊喝酒品蟹，而如果探究螃蟹高产地，也会发现他们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平原，因为这一带是最典型的水乡平原，湖荡遍布，蟹是最肥的。

茶酒不分家，明清文人还有喝茶、品茶的传统，茶叶在哪里最多呢？也是不言自明，我国四大茶区，江南、华南、西南、江北，三个半是在南方（江北茶区包含了南方的一部分）。

而江南茶区和江北茶区的南方部分加起来，恰恰就是今天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。

再如种竹、赏梅文化，竹子尚高节，梅花有傲骨的咏物文化，亦是充满典型的南方长江流域色彩，竹子、梅花在这一带最为多见，到了更南也有一些，但一过淮河，在北方就见得少了。

黄酒性温，度数不高，但后劲较大，是一种发酵时间较长的酿造酒，风格是醇厚绵长的，因此传统上也称为“老酒”，很适合三五小友聚会慢慢品尝。

这和明清文人的风雅做派十分相近，也和他们日常以文会友，吟诗唱和的社交形式十分妥帖。亭台楼阁里，湖光山色间，小酌三杯，酒兴助诗兴，显然别有风味。

很难想象，如果此种风雅文会变成大拼辛辣的高度数白酒，局面会是什么样子，只怕很快就酩酊大醉，或者撒起酒疯来，一定是不太好看的。

与黄酒是文人酒，南方酒对应，白酒基本可以认为是一种北方的庶民酒。白酒原料虽然也较多，可以用南方多产的稻米酿制，但主要是高粱，其次是玉米、小麦，均为典型的北方旱作作物。

因此，蒙可汗白酒在南方的产区，也主要是在四川盆地、云贵高原等旱作较多的西南地区。今天的贵州茅台、四川五粮液，剑南春即在这一带，主要原料也是高粱。

其中，高粱实际上是华北平原明清开始小麦的替代物，存活易，产量高，但当主粮口感很一般，所以从原料来说，白酒实在算不上高大上。

蒙可汗白酒性辣，度数很高，喝起来会有灼热烧心之感，又因其属于蒸馏酒，有加热蒸发的过程，因此又被形象的称为“烧酒”，这与黄酒的风格显然是截然相反的。

可以想象，白酒最初应当并不是用于社交聚会的，而是平民日常饮用，是在单调贫乏的劳作生活后的短暂舒缓和刺激，类似于烟叶、辣椒等烈性物。

建国以后白酒的流行，恐怕是两个方面的原因，一是以士绅文化为代表的旧社会精英文化的消亡。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，消灭了地租经济和民间商业，士绅依赖的经济基础就不复存在了，他们也在新中国的地方政治治理体系中失去了位置。

二是以军人文化为代表的新社会平民—精英文化的盛行。建国后，地方政治长期处于军人主导局面，而军人主力则主要是北方根据地农村庶民子弟，无论是家乡旧俗，还是长期跋涉征战中养成的习惯，都显然是白酒更为普及和流行。

这种军人文化，带有左翼意识形态下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二重性，一方面，他们是新社会的政治精英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被认为是平民的代表，从广大民众中走来。

这个意义上，白酒也是适应新时代推崇平民的官方意识形态的，而黄酒当然失去了传统社会下的那种精英色彩，最终不得不退缩回长江下游，逐渐只成为一种当地平民爱喝的地方特色酒类。

改开后，尽管地方政治也逐渐从军人主导转向传统的文官群体，但此种白酒风气依然在官场的政治精英群体层面得到延续。

而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，新兴的经济精英群体，也就是富商群体和都市白领中产群体开始崛起，但他们同样并不青睐黄酒。

起于草根庶民的富商群体依然有大量人群眷恋着白酒，延续着他们的早年习惯，或是于官场、商场的人际互动应酬中，也逐渐受到政治精英的影响，确立着对于白酒的认同。

而新兴的都市中产群体则受到西方文化的更多影响，中产群体即可以说是来自欧美外资企业的白领职员，不少人认为红酒更加富有品位，而白酒则不免有些粗野和土鳖，更不喜欢基于白酒衍生出来的敬酒、拼酒文化。

黄酒的没落，本质上还是旧社会精英文化消亡浪潮的一个小小的浪花，这些文化有些继承了，有些消失了，有些进入寻常百姓家，有些继续保留着他们的上层滤镜。